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闻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闻工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成立的，1939年于重庆正式建立，前后存在8年时间。南方局负责领导西南、华南、江西、上海等省市以及港澳地区、海外等地的党组织。南方局下设了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统战工作委员会等10多个部门，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下设书记组、文化组、宣传组、新闻组，分管文化工作和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党员与非党干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都参与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在战争灾难面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新闻界统一战线，领导或影响进步媒体，在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将军事与政治宣传报道作为新闻工作的中心，努力满足战争形势下人民群众的新闻需求，加强国际联系与新闻交流，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领导或影响的新闻媒体概况

南方局非常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其直接领导或影响下，曾在重庆、成都、桂林、雅安（原西康省省会）、昆明、南京、衡阳、长沙、武汉、广州、香港、上海等地以公开或秘密方式创办了一批报刊、电台、通讯社、出版社，成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宣传阵地，也成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受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媒体有重庆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桂林、上海的《救亡日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驻桂林办事处、驻香港办事处的电台，中共地下党在雅安、昆明等地的电台。受南方局影响的进步媒体有重庆的《新蜀报》、《大公报》、《民主周刊》、《东方杂志》、《中苏文化》、《新民报》晚刊、《民主星期刊》，成都的《华西晚报》、《华西日报》、《民众时报》、《自由画报》、《大学日刊》、《青年园地》、《工商导报》、《大义周刊》、《科学世纪》、《益报》、《光明晚报》、《胜利报》。香港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也蓬勃开展，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有英文半月刊《保卫中国大同盟》、《华商报》、《大众生活》、《笔谈》、《光明报》、《救国月刊》、《耕耘》、《青年知识》、《世界知识》、《大地画报》、“国际新闻社”、“香港中国通讯社”等。【1】

南方局领导或影响下的进步媒体，根据自身报刊性质，结合周边环境的实际情况，力求灵活策略地、真实迅速地报道国际国内形势，尤其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国内抗日战争形势，努力满足战争形势下人们强烈要求获得新信息的愿望，有策略地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的呼声，支持进步事业。《新华日报》在1938年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指出，“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为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本报愿为前方将士在浴血的苦斗中，一切可歌可泣的伟大史迹之忠实的报道者纪载者；本报愿为一切受残暴的寇贼蹂躏践踏的同胞之痛苦的呼吁者描述者，本报愿为后方民众支持抗战参加抗战之鼓动者倡导者”。【2】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进步媒体，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宗旨，促进了抗日民族运动的向前发展。

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指导思想。尽管国民党政府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却极力压制和打击马克思主义宣传。南方局领导下的先进知识分子，顶住压力，在党组织所在地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广大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将抗日战争引向光明的前途。

在国统区重庆，南方局通过进步的出版社，直接在重庆出版发行了大量马列著作，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周恩来、艾思奇、胡绳、潘梓年、许涤新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在重庆出版发行。《群众》周刊从1939年12月21日第3卷第24期起，进一步明确贯彻与《新华日报》保持分工的原则，内容偏重于理论化和专门化，经常刊载介绍联共(布)党史、《资本论》和马克思列宁其他著作，还先后发表了大量结合抗日战争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潘梓年的《学习什么、怎样学习》，许涤新的《怎样研究政治学》，陈云的《到什么地方学习》等。《新华日报》也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诞辰纪念，大量发表社论、短评或纪念文章，以比较迂回的形式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社论有《纪念两个伟人马克思和孙中山》、《纪念人类的伟大导师列宁》等，短评有《纪念恩格斯的诞生》等，纪念文章有李卜克内西著、曼生翻译的《作为革命者的导师和教育者的马克思》、葆荃编译的《恩格斯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等。同时，还发表了不少毛泽东著作和介绍其著作、生平的文章。【3】

在桂林，《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利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共产国际纲领》、《家庭，私有制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原著。与此同时，还公开发行或秘密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成都，《大声周刊》、《大学月刊》等先进报刊，也大量刊载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的文章，介绍马列主义原理，宣传中共抗战主张。昆明、贵阳等地马列主义的传播也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4】

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传播，为人民提供了精神食粮，帮助广大人民正确认识了历史发展规律和抗战的前途，增强了抗日爱国思想感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有了正确而坚实的思想指导。

三、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报道的灵活性相结合，形成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舆论氛围

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是陕北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精神，也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两党关系，就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坚持和发展的关键。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或影响下的进步媒体，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关系中，不同的报刊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如《新华日报》有时尽量收集、发表各种新闻，用事实说话来反击谣言和正面宣传，揭露事实真相；有时进行旁敲侧击，转弯抹角的迂回作战；有时则停止刊发一切揭露性、刺激性稿件，以示和缓。又如《救亡日报》开设“街谈巷议”、“今日话题”、“小言”等栏目，“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敢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5】，既宣传党的政策，又不摆党的面孔。这些报刊做到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活动和主张，又维护国共合作大局，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既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顽强、浴血抗敌的战绩，也及时多方面报道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战绩战况。1940年8月至12月初，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新华日报》对百团大战的报道足有100多篇，内容涉及战果报道、战局分析、大展意义、国际反映等。1942年8月3日，《新华日报)以《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为题详细报道了1941年9月冀中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壮举。该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也进行报道，如1939年12月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大捷、1941年4月上高战役的胜利。1944年6月至8月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尽管失败，但也进行了突出报道，并发表了《向衡阳守军致敬)的社论。根据周恩来关于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6】的指示，《救亡日报》在宣传艺术上采取灵活策略，以超党派的面孔出现，为左、中、右都提供论坛：对蒋介石突出报道其抗战言行，大力报道其表示团结进步的姿态；同时又以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吁请团结抗战和全面抗战，接过蒋介石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宣传持久战的思想，组织讨汪的舆论攻势打击投降派等等。

既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也反映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的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的意见和主张。1938年10月8日，中共参政员、《新华日报》董事会成员董必武同志明确指出：“《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然是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但是它也应该反映其它各党派以及无党派的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的意见和主张”。【7】周恩来1942年在负责《新华日报》整改时要求：“使这份报纸不仅成为反法西斯的论坛，并要成为民主的论坛。不仅常登进步分子的文章，还要登中间分子的文章。”【8】南方局报以报刊作为统战的中介，一方面邀请各界人士在报上发表看法，另一方面主动与新闻出版界尤其是与民营大报建立互信合作关系。如与《大公报》、《新民报》的合作。此外，《新华日报》每逢重大节日及创刊纪念日，均以增刊刊登国民党及抗日党派领导的文章，内容大都是鼓励人民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南方局在开展对国民党民主派的统战工作时，常常借助《新华日报》的舆论作用，对他们积极抗战、反对独裁的进步行为进行大力宣传，以此来鼓励他们促进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1941年11月14日，在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人物冯玉祥六旬寿辰之际，《新华日报》特出专刊祝贺。《新华日报》的祝寿专页发表了中共方面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各中间党派和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的祝词。周恩来发表了《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的文章,赞扬冯玉祥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说人所不敢说,为人所不敢为。这些文章的刊登一方面鼓舞了人民抗战精神，同时也表明中共认真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今天团结在民族统一的战线中的各党派，是确确实实的患难之交”【9】，表明中共愿与各抗日党派坚持合作，风雨同舟。

揭露日军暴行，帮助国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前途。南方局领导或影响的新闻媒体新闻对日寇狂轰滥炸、奸淫掠夺、施放毒气、毒菌、毒弹，惨杀俘虏儿童、迫害华侨等均常有报道。如对1941年日军轰炸重庆，一万多市民因躲避而窒息死于重庆市中区十八梯附近的“大隧道惨案”，《新华日报》作了连续十来天的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新华日报》发表关于日军狂轰滥炸的报道，1938年有484篇，1939年有171篇，1941年有108篇，1942年有88篇，其它年份也有许多报道。这些报道，对于瓦解和摧毁敌国军队和国民的精神意志，加速其军事和政治失败，巩固己方军心、民心，坚定抗战信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坚持人民群众在新闻报道中的主体地位，有力揭露和遏制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

重庆时期，国民政府一改以往的表面宽松姿态，以抗战军事需要为借口，制订公布了《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等一系列法规、条例来统一媒体言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新华日报》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办报宗旨，围绕着反对新闻检查、反对封锁新闻来源、反对破坏发行工作，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方面，与国民党展开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它宁可冒被封的危险也要坚决地表明态度，为人民伸张正义。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围歼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新华日报》及时编发了揭露皖南事变的稿件，在这些稿件被国民党当局扣留后，周恩来以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指示刊登在被扣去稿件的地方，赶在重庆各大报纸出版之前发出。为使国际社会了解皖南事变真相，周恩来还动员外国记者将真实情况分别带到香港、南洋和美国等地发表，同时安排南方局外事组的王炳南、龚澎、王安娜等去访问他们认识的所有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知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周恩来还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信寄去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正式声明。《新华日报》还以违检抗检壮举报道了防空洞惨案、沧白堂事件、校场口血案等真相。《新蜀报》是重庆地区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共产党的阵地，也是国民党政府压迫的报刊之一。在1938年底至1939年春，针对《中央日报》副刊主编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新蜀报》曾刊文予以批驳，该报还批出专栏作为论证的战场【10】。昆明的《正义报》、《扫荡报》因有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也发表了不少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支持抗战、倾向民主的社论、评论或文章、作品。

这些进步报刊，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行径，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救亡斗争。

《新华日报》自创刊起，就特别强调是“人民的报纸”的思想。为了把处于分散状态的群众调动起来，它不是故作姿态地空喊政治口号，而是把与广大群众利益最直接、反映最强烈的事实作为政策宣传的突破口，满怀深情地报道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状况，抓住那些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又牵动整个社会的敏感问题，帮助群众真正认识并深刻理解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意义。《新华日报》根据党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口号，在新闻界广交朋友，建立了新闻界的统一战线。周恩来同志也一再勉励《新华日报》“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才能有效地冲破新闻封锁和种种压制，做好党报工作”【11】。《新华日报》通过开设“大众信箱”、 “读者园地”、“读者意见箱”等专栏，广泛吸引各界人士参与，真正反映出全国在抗战中的动态。

五、加强对外宣传报道，争取国际舆论支持，融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8年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认为，当前紧急任务之一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者，加紧对外宜传，力争国外援助，实现对日制裁。”【12】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设立后，创办了《华侨通讯》和《时事通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香港总部创办了《保盟两周通讯》。这三份刊物协同努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及时介绍祖国抗战情况，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动员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由于报导准确、及时、客观、公正，香港进步报刊和海外华侨报纸纷纷转载这几份通讯的文稿，特别是《华侨通讯》的报导，深受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欢迎。新闻界著名人士创办《华商报》、《大众生活》、《笔谈》、《世界知识》、《青年知识》、《文艺阵地》、《耕耘》和《大地画刊》等抗日报刊，范长江、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扩大对海外的宣传报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9月在香港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光明报》，10月向国内外公开发表政治宣言，提出了贯彻抗日，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结束党治，实现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祖国人民同仇敌汽，汇成了民族解放的巨大洪流，震动了海内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为广大侨胞所接受。

在国外，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无派的身份主编《南洋商报》，办报的目的明确，“就是按党的指示，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使《南洋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工具。”【13】该报在编写社论和选编稿件中，始终以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心，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团结，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和发生的重大事件。“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事件真相的报道受到种种限制，该报不但如实报道了这一事件，而且还连续发表几篇社论，评论这一事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倒退行为，在南洋华侨界引起强烈反响。马尼拉《建国报》发表《枪口一致向外》的社论，严正指出：“凡我爱国同胞，无论其属于任何党派或无党无派者，均不愿意看见我们国家民族由分裂而灭亡，我们再一次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14】

同时在中国抗日期间，一些世界著名通讯社、报刊社纷纷向重庆派驻新闻机构和记者，如英国的路透社、美国的合众社、法国的哈瓦斯社、苏联的塔斯社、德国的海通社，以及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法国的《巴黎日报》，苏联的《消息报》等。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外事组经常会见外国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或演讲会，宣讲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政策，向他们提供八路军、新四军重要战报。周恩来在1940年12月24日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统计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15】这些媒体和记者，在报道中国抗战进程、宣传战时首都重庆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些进步媒体能站在公正、正义的立场上支持和配合南方局及中共中央政策，对于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国内国际各方面力量的同情与支持，从而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保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