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初期列宁的新闻思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初期列宁的新闻思想

列宁一直认为自己的职业是“著作家”、“新闻记者”、“政论家”，在各个时期的职业调查表上，他都这样填写。的确，列宁战斗的一生与报刊活动密不可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初期，他就创办和领导了《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浪潮报》、《回声报》、《工人报》、《新光线》、《视觉》、《工人的话》、《我们的话》、《社会民主党人报》等一系列报刊。

19世纪末期，大工业开始在俄国主要城市兴起，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报刊也随之出现。但俄国当时的情况是：工人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加之严格的书报检查，革命政党没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同时，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两大派。列宁的新闻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这一时期，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报刊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迫切的问题》、《“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从何着手？》、《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致亚·亚·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等文章中。概括而言，列宁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习、宣传和组织，这些活动能够而且必须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

列宁非常重视对工人的学习、宣传和组织。1895年秋，列宁把彼得堡20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起来，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列宁这一时期所写的传单，出版的宣传品，服务革命斗争所需，群众所需，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愿望，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当时，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两大派。机会主义派通过《工人思想报》和《工人事业》杂志狂热鼓吹经济派的机会主义思想主张，在工人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列宁意识到应该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来揭露和批判机会主义，“同《工人思想报》必须直接展开论战”[1]，并教育工人群众。1897年8月，全俄社会民主主义报《工人报》创刊。该报只出了两期，其印刷所就被捣毁。1899年，《工人报》试图复刊，邀请列宁撰稿。列宁在为它写的三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办报思想。列宁认为，“必须反对机会主义的机关报，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让无产阶级和一切社会主义者从革命理论中取得信念，运用革命理论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2]。

列宁在《我们的当前任务》中提出，在工人中间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鼓动工作，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这项工作，首先应最注重城市工厂工人，宣传的内容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针对处于过渡时期的俄国工人运动，列宁认为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积聚力量，为俄国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事业的团结“创造适当的形式”，以克服“地方工作的狭隘性和‘手工业性’”[3]，这种“适当的形式”就是“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4]。列宁在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基础上，认为必须用革命报纸代替其他国家议会活动、竞选鼓动、人民集会、参加地方社会团体等形式组织工人运动的方法，认为“学习，宣传，组织，而能够并应当成为这些活动的中心的，只有党的机关报。” [5]党的机关报要在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指导斗争的各种表现，“不集体确定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活动准则，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来确立每个党员对全党负责的原则，要想组织革命力量，进行纪律教育，提高革命技术都是不可能的”，[6]在《迫切的问题中》，列宁进一步提出：“只有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7]。

针对俄国的合法书刊歪曲马克思主义，毒化社会意识的状况，列宁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中提出，党的机关报应为全俄国的运动服务，帮助有觉悟的无产者进行斗争，“在这些刊物上应当用很多篇幅来讨论理论问题，即讨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般理论以及怎样把这一理论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8]，“必须向最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宣传政治问题和党的组织问题，必须在鼓动中提出这些问题”。1901年，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鲜明提出，全国机关报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9]。在《怎么办》一文中，列宁进一步强调，除了利用全俄政治报纸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培养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二、出版物应成为党的“齿轮和螺丝钉”

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党的成立，但这次党代会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宣布成立后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被沙皇警察破获，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都被捕，党实际上处于涣散的无组织状态。革命形势迫切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重新建立和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在流放地得知这种情况后，针对当时第二国际中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认为必须重新建党，建立一个思想和组织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时，列宁否定了有些人提出用立即召开党代会的方式来统一党的做法，认为在“全俄国的工人都已经熟悉了第一种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工人传单”[10]后，“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的当前目标”，“不通过一种报纸把党的正确的代表机关建立起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句空话。不通过中央机关报把经济斗争联合起来，经济斗争就不可能成为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全党不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发表意见，不指导各个斗争，那么政治斗争就不可能进行”[11]。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处的情况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俄国旧的革命政党大不相同，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必须用革命报纸来广泛组织整个工人运动。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列宁分析了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和正常发行的党的机关报是否可能达到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达到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只有把全党机关报创办起来，才能使革命事业中‘做局部工作的人’意识到他是在‘步伐整齐的行列’里行进，他的工作直接为党所需要，他是那根一定要勒死我国专制政府，即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全体人民的死敌的链条上的一环”，“只有改善党的组织和创办全党机关报，才能使社会民主党宣传和鼓动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12]

列宁从创办和主编《火星报》起，始终把党报应当坚持严格的党性作为党报的生命和灵魂。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怎么办？》、《给同志们的信》、《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等文章中，也从不同侧面对党报的党性作了阐述。概括起来，列宁关于党报党性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党的报刊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的工具，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整个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13]。第二，党的报刊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应当主动向党报告工作情况，自觉接受党的监督。第三，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我们的党的机关报就要宣传党的多数派的观点，我们党的机关报就要维护党的组织和党的机关，而不是诋毁他们。”[14]党的报刊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精神，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对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刊登的文章，应该立即刊登，应当全面地、深入地、系统地宣传党的纲领、策略、路线，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公开地、诚实地、彻底地表现自己的党性，决不允许报刊滥用职权，打着党的招牌，散布与党的纲领、宗旨、主张不一致的非党的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的自由的写作，“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5]这是写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问题。写作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决定着写作的无产阶级性质。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的伪善，认为其言论是“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里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列宁从“结社自由”、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资产阶级自由的虚假性的角度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创作绝对自由”的论调，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写作事业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只有贯彻了党的出版物原则，写作事业才能“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第四，党的报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党的报刊不应是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应当彻底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人民群众进行灌输，同时通过同志式的论战，加强党的思想统一。第五，党的中央机关报应当成为全党的思想中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为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成为全党统一的指挥中心，党的中央机关报应当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成为全党统一的思想中心。党的地方报刊应当经常转载中央机关报的重要文章，“转载而且转述中央机关报的思想和口号，并且根据当地条件等等对它们加以发挥或者修改”。第六，党报要依靠地方组织、工人小组的支持和帮助。列宁认为，党报离不开地方的积极协助，“因为唯有他们积极参与办报，唯有他们给予支持，写评论，写文章，提供材料，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才能使《工人报》站稳脚跟并保证出版。”[16]

三、利用党报进行同志式的论战

列宁的同志之间利用党报进行论战的提出，最早见于列宁1900年3月底—4月初起草的《〈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继而又于1900年8月下旬在《〈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中，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列宁坚决反对爱·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和其他许多人首先提出而且甚为流行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暧昧不明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亦即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期待这个方针明确的机关报，既能够完全适用于反映不同的观点，“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之间在我们的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为了弄清目前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为了全面讨论争论的问题，为了同革命运动中不同观点的代表、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的。”[17]“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可能建立真正是全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只有这种机关报才能把运动引上政治斗争的康庄大道”[18]。列宁反复强调，在党的报刊上，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其目的不是为了互相排斥，而是为了互相影响。只有从团结合作的愿望出发，相互之间开展真正同志式的论战，才能保证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的正常进行。

列宁坚决反对按各种不同意见组成小宗派。1908年2月，布尔什维克党内和《无产者报》编辑部内部围绕着如何看待马赫主义发生了意见分歧，并因此出现了一种把对待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当作党内派别分裂问题的倾向。列宁立即提议并主持召开了《无产者报》编辑部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列宁起草的《〈无产者报〉编辑部声明》。《声明》指出，《无产者报》编辑部认为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一切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

五、党报要办得生气勃勃就应重视通讯员队伍建设

列宁从创办《火星报》起，就把建立通讯员队伍，作为加强报刊的群众性、密切报刊与群众关系的重要环节。他在《〈火星报〉和〈曙光〉编辑部声明草案》中提出，希望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备受政治制度压迫和有志于使俄国人民摆脱政治奴隶地位的人们，都来支持《火星报》和《曙光》杂志，都来报道有关运动的消息，发表自己的意见，介绍自己的经验，提出对文章的要求。

列宁认为,党报需要几千个非专门著作家的工作人员,即通讯员和推销代办员,通过这些人同广大读者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报纸工作的基础。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写到:“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有5个负责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就需要有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撰稿人。”[19]他强调，一切把党的报刊看作是自己的机关报并意识到党员义务的人，都应当永远抛弃资产阶级对合法报纸所习惯的那种“作家管写，读者管读”的想法和做法，都应当为党的报刊工作，给报刊写稿。列宁还说：“让年轻的工作者，让青年、党的工作者、‘集中派’、组织员以及参加飞行集会和群众大会的普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写信。”[20]

列宁十分重视通讯员的培养,在创办《火星报》期间,他曾用近一年时间在国内挑选优秀工人做通讯员,并对他们进行政治和业务训练。他主办的报纸上, 1/3以上的文章是通讯员写的。对通讯员的作用和地位他给予充分肯定,在悼念《火星报》通讯员巴布什金的文章《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中,列宁写到:“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被捕以前,《火星报》从来没有感觉到纯粹工人通讯稿稿源的不足。”他评价巴布什金是“《火星报》最热心的通讯员和最热烈的拥护者”。列宁认为,党报群众工作要取得好的效果,必须讲究工作艺术。党报编辑、记者要善于同群众交朋友。当《火星报》在伦敦出版时,他特别注意在报纸上寻找工人区举行集会的启事,到那里参加工人的活动。每当有通讯员来到编辑部,他经常留他们住几天,同他们进行长谈。

列宁强调通讯员应加强和编辑部的关系。报刊的通讯员不仅应当向报纸提供“通讯性质”的供发表的稿件，而且尤其应当同编辑部保持同志关系，通过与编辑部谈心，谈工人们的要求，反映人们的情绪和运动的情况，谈工人对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满和他们的疑虑、需要、抗议。“除了通过频繁的不是通讯性质的而完全是同志间的通信以外，编辑部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解这些问题。”[21]1905年，列宁编发了一位同志的来信摘要，在《编者按》里，他说：“这位同志不但给中央机关报写通讯，而且还谈论自己对政策的理解、自己运用策略的情况。这样做的同志为数不多”，“没有这种同实际工作者的交换意见，国外报纸的编辑部就永远不可能真正代表全党的呼声”，“我们发表这位只熟悉一小部分最近出版的书刊的同志的意见，是想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也来就党的一切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交换交换意见”[22]。

六、通俗化和庸俗化有着不同

1905年9月，列宁起草过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信》(给各级地方党组织)。列宁对“中央机关报时常受到责备，说它脱离运动、不够通俗等等”[23]作了自我批评，并对地方报纸提出了要求：第一，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转载文章和短评；第二，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用更通俗的语言来改写或复述中央机关报的口号和文章，可以做适当补充、局部修改和删节；第三，必须在地方小报上经常摘引中央机关报的内容，扩大中央机关报在群众中的影响并知道它是自己的思想中心；第四，要特别注意统一口号，在转述中央机关报的思想和口号时应根据当地条件加以发展和修改。

列宁认为，写文章应该通俗，但通俗与庸俗有着不同。列宁否定了《自由》这种小杂志虽提出通俗地“为工人”写作，实际一点也不通俗，“所用的词汇没有一个是简单明了的，一切都是装腔作势……”，“用这种畸形的语言，翻来覆去地谈论那被有意庸俗化了的、陈腐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不引用新的材料、新的例证，也不进行新的加工”。列宁认为，“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思考、深入地研究，他们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而庸俗的作家认为读者是不思考和不能思考的，“他不是引导读者去了解严肃的科学的初步原理，而是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也用不着，只要囫囵吞下去就行了。”[24]

列宁认为，通俗并不意味着迁就落后，应有严正的态度，那就是“我们所应首先注意的是要把工人提高到革命家的程度，而决不是如经济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一定要把自己降低到‘工人群众’的程度，决不是‘自由’杂志所希望的那样一定要把革命家降低到‘中等工人’的程度”[25]。列宁把组织意见和通俗性联系起来，他认为，“没有自己的组织意见，那末你高谈什么‘大众’和‘中等人’的论调就不过是些枯燥无味的玩意”。列宁反对脱离阶级基础的民主派只讲漂亮话和流行口号的做法，他认为，对于革命，“永远是取一种批评态度，揭露每个字的真义，指出被理想化了的伟大事件的真正内容。”[26]

七、用具体事例进行宣传鼓动

列宁认为，革命不仅提出了新的理论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实现策略口号的具体实际问题，他非常强调利用具体的活的事例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如《火星报》在列宁的精心策划下，经常保持“我们社会生活的通讯”、“革命斗争记事”、“农村通讯”等专栏来广泛反映社会生活和斗争，不放过任何一个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事实和事件。1905年，列宁在给亚·波格丹诺夫的信中，就《前进报》的出版，提出了“要尽一切力量组织国内的写作力量”、“有关俄国生活问题的短文、同一主题的短评、各种问题的通讯、俄国地方出版物和专门出版物的摘要和引文、对俄国出版的报刊文章的评论等是报纸最需要的稿件”、“文章的题目不应来自报社编辑部，而是存在于事实之中”等观点。《无产者报》大力报道城乡的革命运动，几乎没有一期报纸不刊载有关工农革命斗争的材料，没有一期不开辟记叙工人同军警发生冲突、农民进行骚动的专栏。如五月发动，就刊载了来自彼得堡、华沙、科斯特洛马、雅罗斯拉夫等城市的短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