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

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

1912年4月4日，西伯利亚连那金矿工人举行罢工，遭到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史称“连那惨案”。“连那惨案”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浸透了机会主义的病毒，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列宁召集在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开会，深刻揭露了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尖锐批评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叛逆行径，提出“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沙皇政府原想利用世界大战扑灭革命烈火，但事情正好走向反面。战争不但使数百万人丧生，而且使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于是，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发表著名的“四月提纲”，确定了党要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七月事变”后，资产阶级取得了单一政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这时候布尔什维克秘密召开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全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0月7日列宁撰写《危机成熟了》一文登在《工人之路报》上。11月6日武装起义爆发。11月9日，《真理报》发表列宁写的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告“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秘密出版物在俄国革命中有巨大作用

列宁多次论及党的秘密出版物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工党全俄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案》中，他从组织建设的角度提出，“通过社会民主党出版物进行经常性的鼓动，特别是按时散发定期和经常出版的党的秘密报纸，对建立秘密支部之间以及合法工人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之间的组织上的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1]

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秘密出版物在革命斗争中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二次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提议》中写到，“必须告诉群众，他们如果不自己建立秘密组织和创办不经战时书报检查的即秘密的报刊，就不可能有效地支持业已开始的革命斗争，促进它的发展，批评它的个别步骤，纠正它的错误，不断扩大和加强这一斗争。”[2]

事实也如此。《真理报》由于面向群众说话，在和取消派报的竞争中，赢得了工人群众的支持，从而引起了沙皇政府极大的恐惧和仇视，他们通过罚款、没收和查封报纸、起诉和逮捕审讯编辑人员等手段对它进行迫害。两年多时间里它就被查封过8次。每次被查封后，它都改用其他名称继续出版，使用过的名称有：《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和《劳动的真理报》。

列宁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中分析说，“从1895—1896年起，从著名的彼得堡罢工时期起，开始了有社会民主党参加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只有这个时期才真正是俄国工人报刊出现的时期”，“各地的社会民主党报纸，从这时起直至革命爆发时为止，几乎始终都是未经书报检查的，——当然，报纸经常遭到破坏，但是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俄各地出现”[3]。列宁认为，工人报刊是工人运动的需要，工人运动是工人报刊的物质基础。

二、党报中可贵的东西是它的原则性

报纸“给谁引路”，这是人人要问和人人在字里行间注意的重要问题。因此，列宁主张通过论战来牢固树立党报的党性。他在给《涅瓦明星报》编辑部的信中说，“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问题在于：是生动活泼地进行论战，向论敌进攻，独立提出问题呢？还是仅仅枯燥无味地进行防御？”[4]

1912年《真理报》创办后，对布拉格会议把孟什维克驱逐出党表现犹豫，对孟什维克取消派斗争不力，回避群众急待解决的难题，隐瞒党内存在的分歧，尤其是在第4届国家杜马选举进入关键时刻，未能坚定地贯彻党的精神，反而对孟什维克取消派的挑衅保持沉默，放弃与取消派的论战，如删掉列宁和其他撰稿人在文章中对取消派批判的段落。列宁在8月1日给《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真理报》的沉默非常奇怪”，“编辑部究竟是打算在报纸的选举栏上明确地指明反对取消派呢，还是不反对。中间路线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5]列宁认为对取消派的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决定刊物全部精神的问题，“为了顶住这种涣散现象，更加迫切要求团结一致的整体（例如，团结一致的编辑部或全体撰稿人员等等）进行高度原则性的、坚定不移的和顽强的工作”[6]。列宁对《真理报》开创阶段的工作有过不少严厉的批评，主要原因是《真理报》在是否要把有关党的分歧的问题都拿到报纸上来讨论表现犹豫，对孟什维克取消派斗争不力，列宁认为，回避急待解决的问题，就会使自己成为枯燥、单调、索然无味和没有战斗力的刊物。

1915年9月1日起，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团体联合会创办《青年国际》，列宁把它介绍给党内一切党员的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青年国际》的原则性。他说，“《青年国际》杂志刊载了一些维护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好文章，在整个刊物中都贯串着一种卓绝的精神：痛恨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注）‘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叛徒，殷切希望肃清正在腐蚀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7]列宁一方面对《青年国际》作为青年机关报理论上的明确性和坚定性的缺乏表示理解和认可，同时又主张青年联合会应始终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

列宁在原则问题上态度坚决，旗帜鲜明，他认为原则性和战斗的攻击性是革命报刊必备的素质。坚持党性是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基本原则，党性首先指的是报刊坚定不移地体现党的政策，全面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人民实现党的口号和指示。在1914年2月，列宁提出：“对于觉悟的工人来说，每一份报纸当中可贵的东西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它的原则性”[8]。1917年“四月提纲”在《真理报》发表和《真理报》组织的关于“四月提纲”的系列宣传，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对四月提纲的深入学习，使全党的思想空前统一，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赞扬和评价。

从《真理报》创刊到被查封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列宁发表各种文章、通讯、书信等近300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分析俄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介绍工人、农民运动的状况，评论俄国政党的活动和国际政治领域中最重要的事件等，并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纲领和策略作了深刻阐述，向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的真理。

三、报纸的发展与工人群众的觉悟和政治性紧密相关

报纸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一方面促进了工人素质的提高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人觉悟和政治性的提高又促进了报纸的发展，“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是与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真理报》几乎是依靠工人捐款办起来的，发行量达到4万份，最高时销行6万份。列宁在《半年工作总结》里用一系列数据、图表分析了“真理报”的创办是俄国工人的觉悟、毅力和团结的出色的证明：根据1912年1月1日到6月30日整整半年“明星报”、“涅瓦明星报”、“真理报”登载的收款数字看，共收到504笔工人集体捐款，表明“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自觉地极其关心工人报纸，并且他们关心的不是什么一般的工人报纸，而是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既然群众有这种自觉性和积极性，任何困难和障碍就都不可怕了。”[9]；从捐款的区域看，彼得堡412笔，集体捐款2—12笔的有14个城市，集体捐款1笔的有35个城市，“几乎整个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了创办工人日报的事业”[10]。列宁提出，“只有在工人经常不断地大量捐款的条件下，经过顽强的努力，才能把俄国工人报纸办得象个样子”，要“保持并发扬‘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如果养成了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那俄国工人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报纸提到应有的高度”，“就能使所有人看到，俄国各地的工人是在怎样改变自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摆脱沉睡的状态，他们是在怎样觉醒过来投入正当的文化生活，当然并不是官方和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种文化生活。”[11]

《真理报》在1912—1914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有5674个工人组织给《真理报》捐款，这些捐款大部分来自大的无产阶级中心，是工人一戈比一戈比凑起来的。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当在处于被禁止和被残酷迫害的条件下，凭借工人的集体捐款，第一次有了可能来精确地检查工人运动的力量的分布，判断工人的情绪，以及查明他们的觉悟、团结和对工人事业的同情的程度。通过对1912年至1914年5月13日两年半时间工人小组的捐款数据分析，列宁得出结论：“取消派的报纸不是工人的报纸，而是资产阶级的报纸。它主要是靠资产阶级阔朋友的钱来维持的”，“靠工人的戈比可以办成一份经久不衰的工人报纸，而靠资产阶级的卢布却办不成。”[12]

列宁一贯重视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党的报刊的活动，到出版《真理报》期间，他对党报群众性的内容和人要求形成了更加完整的概念。列宁要求报纸的活动要与先进工人的意志一致，因为工人的意志是“工人运动力量的唯一的然而也是不可战胜的源泉”。1912年至1914年《真理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工人、广大劳动群众进行合法联系，二是同取消派进行原则斗争。《真理报》由于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工人来信和工人通讯，每天都有很多工人带着稿件、情况或问题到编辑部，据统计，该报第一年发表了5000多篇工人通讯，第二年发表了11000多篇通讯，平均每期报纸上刊登40多篇工人来稿。

1914年4月列宁发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这是十月革命前列宁写的最后一篇有关报刊工作的长篇重要论文。列宁站在报刊为工人运动服务的角度对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进行研究。列宁通过对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和《真理报》的诞生经过的简单评述，阐明了研究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应当着重把握的基本原则。第一，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第二，俄国工人报刊是俄国工人运动的产物，“没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工人报刊就不可能广泛地发展起来”。第三，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个主要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历史相联系。

四、报纸要讲究宣传策略和艺术

在列宁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是不能合法出版的，即使是公开出版的刊物，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工作，这就要求特别讲究宣传策略和艺术。一方面，要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主张（理论主张、起义计划等），另一方面又不能鲁莽行事。1913年，列宁在给《劳动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你们这样糊里糊涂，随波逐流，不改变报纸的调子，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况表明，部分栏目的调子和内容需要改变。要争得合法地位，适应书报检查。可以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否则，你们会把刚刚开始的事业白白毁掉。”[13]

为了贯彻列宁的指示，《真理报》采取的办法有：第一，从资产阶级报纸上转述材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13年，秘密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在工人中间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连纳惨案周年纪念日到涅瓦大街游行示威，《真理报》就摘录转载了资产阶级报纸报道的传单的内容，巧妙地转载传单，支持彼得堡委员会的组织工作。第二，通过理论宣传达到目的。如十月革命前，为了不泄露起义计划和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制造口实，报纸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革命的任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等政论文章来宣传起义的方针。

五、反对报刊撒谎和制造谣言

对腐蚀工人的谎言，列宁一贯主张加以痛斥。他在《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一文中对托洛茨基标榜自己的“非派别组织性”给予了严厉抨击，认为这是用“非派别组织性”幌子来实行欺骗年轻的一辈工人，所谓的浅显易懂实则是欺骗行径。

列宁在和取消派论战时，经常嘲笑他们不讲事实，尽用诽谤、谩骂、人身攻击的做法，他认为这不是宣传艺术，应当坚决摒弃。1917年，列宁写了《说谎同盟》、《一次又一次的谎言》、《论诽谤者》、《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草案》等文章严肃批评撒谎和制造谣言的行为。列宁说，“资产阶级报刊有一种手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流行最广，并具有‘万无一失’的效用。这就是造谣，喧嚷，叫嚣，一再重复谎言，这样‘总会给人留下一点印象’”[14]，资本家的报刊这样做，是因为“竭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不让人们听到真话，用谩骂和喊叫的声浪淹没一切，妨碍别人作切实的说明。”[15]针对“言论报”的“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娅宫叫嚣，声嘶力竭地叫嚣”、“统一报”的“列宁认为库尔兰是德国的一个省份”等谎话，列宁坚决抨击。列宁讽刺地说，“禁止报刊进行诽谤的法律在俄国事实上已经不起作用了。诽谤者先生们特别是在资产阶级报刊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任意在报刊上匿名发表议论，造谣诽谤，用一些没有任何官方人士署名的单似乎又是官方的消息来掩盖自己的行为，等等，——不管怎样做，都可以逍遥法外”[16]，“地主和资本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是他们同捍卫工人和贫苦农民利益的布尔什维克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17]。

六、十月革命胜利前列宁论出版自由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多次谈到出版自由问题。他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告农村贫民书》、《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谁的责任》、《感谢李沃夫公爵》、《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革命的任务》等文章里。在这些文章里，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出版自由建立在工人解放的基础上。

沙皇俄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 它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各种自由权利。1905 年革命失败后, 沙皇政权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和镇压, 大批的革命者被判刑、流放和处死。对他们来说, 最迫切的问题是缺乏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列宁认为，工人如果没有解放自己，就不会有出版自由。他在1903年的《告农村贫民书》中说，“政治自由、选举国家杜马（议会）的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还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解脱贫困和压迫。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办法，可以马上让城市贫民和贫苦农民不替富人做工。劳动人民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只有靠自己。”[18] 列宁认为，“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和真正的‘自由’。”[19]

第二，出版自由能给工人斗争的武器。

列宁认为，工人要解放自己，就应当组成政党，如果没有一个组织，专制政府一旦禁止集会、选举和一切工人报纸，工人就不能联合起来。“政治自由不能使劳动人民马上摆脱贫困，可是它能给工人以同贫困作斗争的武器。要同贫困作斗争，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只有靠工人自己联合起来。没有政治自由，几百万人民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20]他在1905 年写到, 社会民主党的宗旨是使全体劳动者彻底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和工人阶级有高度的组织性。“没有政治自由,既不可能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 也不可能有广泛的、公开的和自由的阶级斗争, 更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教育、政治培养和团结。正因为如此, 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总是把坚决为充分的政治自由而斗争, 为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21]

第三，资产阶级出版自由仅以取消书报检查为前提，是不彻底的自由。

在俄国二月革命前，列宁曾把取消书报检查的措施认为是争取到了出版自由，后来他发现资产阶级报刊金钱上占有优势，报刊的发行量很大，却只代表少数人的意见，而代表多数人意见的报刊因为没有大量金钱，难以传播。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出版自由，曾经参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斗争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只是获得了一点在君主政权下不可能有的自由权利。列宁继而指出，“资本家（许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无知或守旧而追随他们）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做‘出版自由’。这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22]列宁以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纸举例，认为资产阶级的报纸，如“言论报”、“新时报”、“俄罗斯语言报”等在发行额上占很大优势，而所获得票数占全部票数的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出版的报纸的份数大概还没有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据此，列宁提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23]

第四，无产阶级只有夺取国家政权，才可能真正实现出版自由。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在资本的剥削统治下，不具有或极少具有自由出版报刊的物质条件。“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理国家的公职人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这就是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24]

无产阶级不能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就没有办法来制裁下流的反革命报刊，就不能对为所欲为的显然是反革命的报刊采取革命措施，就不能杜绝下流的反革命报刊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阻止他们继续欺骗人民。只要出版事业把握在资本家手里中，即使不存在对出版物的外部限制，也不能说有真正的出版自由。

第五，“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

1895年，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就提出，“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其首要任务是争得政治自由”[25]，在1896年列宁就实现政治自由的意义写道：“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得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人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26]。1917年，列宁在《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一文里提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27]换句话说，出版自由是指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出版物上自由发表一切意见。列宁认为，在出版事业被资本家把持的资产阶级社会里，虽然一部富人实际享有出版自由，但却没有保障全体公民都享有出版自由。

第六，保证大多数人民享有出版自由必须国家控制和分配出版的物质条件

为了保证出版自由的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应当立即将报纸的私人广告由国家垄断，卡断广告给出版报刊的资本家带来的巨大的收入来源，剥夺资本家占有印刷所和纸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收归国有，然后公平地分配，保证大多数人民享受到真正的出版自由。列宁说，“只要翻一翻《俄罗斯语言报》、《新时报》、《交易所小报》、《言论报》等等，就可以看到大量的私人广告，这些广告给出版这些报纸的资本家带来一笔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经营，这样发财，这样贩卖毒品毒害人民的。”[28]他继而提出，“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特别是世世代代受地主和资本家折磨、压抑和愚弄的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其次，是给比如在两个首都获得10或20万选票的大党”；“再次，是给比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达到一定人数或征集到一定数量签名的公民团体”[29]。